股鑫网4561954年在马绍尔群岛爆炸的1500万吨级热核弹“幸运城堡”是当时美国史上引爆的最大当量核武器。尽管这一武器项目只被批准秘密进行，但是它的成功让美国军工复合体最终走向稳定，DARPA也随之成立。（图片来源：美国能源部）

　　一个由武器工程师组成的精英小组在这一掩体中躲过了“幸运城堡”产生的热核爆炸。该掩体代号为“70号工作站”，距离核爆爆心仅约35千米。（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物理学家、博弈论家和发明家约翰·冯·诺依曼。他是当时的明星防务科学家，没有谁的脑子能够比得过他。（图片来源：美国能源部）

　　竞争带来进步。20世纪50年代早期创立的第二个国家核武器实验室将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展开竞争。欧内斯特·劳伦斯（左）与爱德华·泰勒（中）共同创立了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赫布·约克（右）担任第一任负责人。1958年，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设立，后改称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约克于同年出任科技总监。（图片来源：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警告美国人民注意军工复合体的“总体影响”。但这一警告晚了10年，已经太迟了。（图片来源：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

　　爱德华·泰勒（左）、赫布·约克（中）与利弗莫尔的同事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右）一起设计用以打击苏联及其人口的百亿吨级核武器。（图片来源：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哈罗德·布朗在利弗莫尔负责热核武器工作时年仅24岁。他跟随赫布·约克来到五角大楼，并于越南战争期间负责ARPA的武器项目。1977年，哈罗德·布朗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防部长的科学家。（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时任总统科学顾问的物理学家默夫·戈德伯格于1959年参与创立了贾松科学家顾问团队，这一组织时至今日仍在运作，它被认为是由美国最具影响力且最神秘的科学家们组成。本照摄于戈德伯格先生家中，时年90岁的他正在看一幅自己与约翰逊总统的合影。（图片来源：作者）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访问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农场。他俩在担任总统期间都批准了一些越战当中最具争议的ARPA武器计划。（图片来源：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弗兰克·穆托摄）

　　1961年，肯尼迪总统派遣约翰逊前往越南，以说服南越总统吴庭艳批准ARPA在西贡建立实验室。照片中的人物（从前至后）依次为吴庭艳、伯德·约翰逊女士、龙夫人、林登·约翰逊、阮玉寿、琼·肯尼迪·史密斯、史蒂芬·史密斯以及秘密警察局长吴庭瑈。1963年，吴庭艳与吴庭瑈死于白宫授意的政变之中。（图片来源：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吴庭艳总统手下的士兵身材矮小，难以驾驭美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使用的大型半自动武器。APRA的威廉·戈德尔跨过官僚程序向西贡运送了1000支AR-15步枪。1966年，该型武器在经过全自动射击改装后被重新命名为M16突击步枪。DARPA称，“它取得成功的一条衡量标准就是时至今日它仍被广泛使用”。（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丹尼斯·库皮亚斯摄）

　　化学脱叶剂“橙剂”的使用是ARPA策划的方案。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向总统肯尼迪说：“这是化学战，所以必须由您决定。”肯尼迪于1961年批准了这一计划。2012年，美国国会认定直接暴露在橙剂中的越南人口为2100万～4800万，但受毒害的美军人数却一直没有定论。（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布莱恩·格里格斯比摄）

　　1965年2月，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介绍越南局势。今天许多的先进技术武器系统都是ARPA在越战期间发明的。（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1965年，贾松科学家研究使用战术核武器切断“胡志明小道”上的补给线。（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贾松科学家顾问团队主导设计了“麦克纳马拉的电子隔墙”，那是一个设计用于侦测越共运输线活动的高级传感器系统。DARPA将这一理念最终提升为“透明战场”。在这张照片中，一个空投型嵌入式地震探测仪（ADSID）将被投放在溪山附近的小路上。（图片来源：美国空军）

　　没有任何技术能够阻止越战抗议者制造反战舆论与对战争的解读。（图片来源：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弗兰克·沃尔夫摄）

　　美国第17任国防部长、绰号“混球”的迪克·切尼监督在伊拉克进行的海湾战争。DARPA几十年间发展的先进武器技术都在此次战争中公之于众。（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

　　学生们在一辆M1艾布拉姆斯坦克中，使用DARPA发明的虚拟战场系统训练。（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一名配备M16A2突击步枪的空军中士在一架F-117隐形战机加油期间担负警戒任务。（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先进武器技术在伊拉克的80号公路，亦称“死亡公路”上得到充分展现。（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乔·科尔曼摄）

　　199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飞越摩加迪沙居民区。次年的摩加迪沙战役让DARPA重新考虑城区作战需要的未来武器系统。（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佩里·海默摄）

　　城市军事行动训练中心，一个五角大楼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制作的城区战争军事模型（MOUT）。然而，摩加迪沙、费卢杰及喀布尔等作战地带与该模型完全不同。（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视觉信息中心）

　　退役海军中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因其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角色而闻名，自2001年起任DARPA全面信息感知办公室主任。据称在该办公室被关闭后，其运行的许多电子监视项目被移交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9·11”发生的第二天，总统乔治·W.布什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西侧。（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R.D.沃德摄）

　　伊拉克巴格达法奥宫外飘扬着美国与盟军的旗帜。美军占领后将其重新命名为胜利营。二级军士长克雷格·马什在此居住，并监督排爆专家与DARPA机器人的工作。（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凯莱布摄）

　　伊拉克拉杰，DARPA的机器人正在靠近一个致命的简易爆炸装置（IED）。（图片来源：美国陆军，杰弗里·桑兹特鲁姆摄）

　　2005年，一个微型飞行器（MAV）正在为它在伊拉克的首次作战任务做准备。现今DARPA的高级微型飞行器只有手掌大小。（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道格·罗尔斯摄）

　　作为DARPA“透明战场”理念的产品，约200克重的“黄蜂”无人机不仅可以采集实时图像，还可多架协同工作。（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2008年，彼得雷乌斯上将在巴格达迎接切尼副总统及其妻女。彼得雷乌斯著有越战后第一部美国陆军反叛乱指南，并支持DARPA开展的人类活动图谱计划。该计划旨在获取“人们的认可，及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杰弗里·艾伦摄）

　　2009年，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机库内的“捕食者”无人机。（图片来源：作者）

　　阿富汗，切海勒加兹地区烧焦的小巷。人类活动图谱项目工作人员葆拉·劳埃德在此被分子焚烧致死。（图片来源：美国犯罪调查司令部）

　　2014年，DARPA负责人阿拉蒂·普拉巴卡尔、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上将与DARPA设计用于崎岖地形运送重型装备的LS3陆地机器人。（图片来源：美国海军陆战队，马洛里·范德尚摄）

　　一辆顶部配备突击步枪的装甲卡车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外警戒。DARPA的人工智能项目由盖瑞特·凯尼恩博士和他的团队在此进行。（图片来源：作者）

　　2008年，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洛斯阿拉莫斯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是当时世界上运算最快的计算机，每秒可进行1亿亿次运算。2013年，芯片工艺上的发展迫使该型计算机让出第一宝座。2014年，留存下来的该型计算机运算能力被用于启动DARPA的人工智能计划。（图片来源：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DARPA模块化假肢。该产品促进了机器人科学的发展，但它能否帮助伤残战士呢？（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实验室提供）

　　波士顿动力公司制造的DARPA“阿特拉斯”机器人是一款高机动性拟人型机器人。它“铰接的传感器脑袋”装着立体摄像机和激光测距机。（图片来源：DARPA）

　　艾伦·梅西·杜勒斯和他的妹妹琼·杜勒斯·塔利。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遭受的一次脑损伤让他再也记不住任何新东西。DARPA称其大脑修复计划能够帮助杜勒斯等大脑受损伤的战士，但计划细节仍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图片来源：作者）

　　模块化高级武装机器系统可从几乎2英里外击杀人类目标。该系统配备运动检测器、声传感器、警报及扬声器系统、非致命激光眩目器、低致命性榴弹以及DARPA声称令这个机器人杀手“极度可靠且免受干扰”的加密技术。（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DARPA总部，没有任何可辨识标志，且出于安全目的仍由军队负责保卫。（图片来源：作者）

　　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DARPA）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高产和最神秘的军事科研机构。在本书问世之前，鲜有关于它的调查研究。DARPA的使命是引领军事科研革命，保持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压倒性技术优势。

　　1958年，美国国会立法创立DARPA。自那以后，它就一直是国防部核心研发部门。DARPA与美国其他军事研究机构大不相同，它尽管拥有约3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但并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DARPA项目经理和主管将科研项目外包给防务承包商、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政府组织，然后推动科研成果向军事应用领域转化。DARPA嗅觉灵敏、反应敏捷，没有官僚主义或官样文章。DARPA罕见地保持着一支规模很小的雇员队伍。经过近60年的发展，DARPA现在每年雇用120个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年。这些管理者创新意识极强，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发起并监督几百个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地方遍布美国和海外的国家实验室、防务承包商公司以及大学实验室。

　　另外，军队指挥链条严密刻板，但DARPA项目经理在其中拥有超强权威。他们可以启动、继续或者停止研发项目，很少受到外界干涉。一旦完成部署前准备，作为研发项目成果的武器或相关系统就会被移交给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岸警卫队等武装力量，以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等美国情报机构。

　　DARPA一直精心维护自身公众形象。有关DARPA是顶尖科研机构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然而那些意义重大，甚至有时对社会极具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研发项目却鲜为人知。“DARPA研制微型移植体，可使人获得自愈能力”，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4年秋一次新闻报道的标题。同一周，“商业内幕”网站报道，“难以置信的DARPA跳跃机器人显示美军致力于减少伤亡”。关于DARPA的种种故事，均聚焦于健康和福利，然而事实上，DARPA公开宣称的使命是研发武器系统。本书将揭示这是为什么。许多新闻报道告诉读者，DARPA发明了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以及隐形技术。但是，如此描述DARPA，就如同描述苹果公司是一家曾经生产麦金塔512K型电脑的电脑公司。这些里程碑式的发明创造已有40余年历史。在美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军事科研机构身上，DARPA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真相被迷雾掩盖？本书试图掀开DARPA的神秘面纱。

　　1972年之前，DARPA总部一直位于五角大楼，如今则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距五角大楼4英里的一幢没有标志的大厦内。DARPA局长向国防部长办公室报告工作。在50多年历史中，DARPA使美国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赞赏者将DARPA称为五角大楼的大脑，批评者却认为它是军工复合体的心脏。我们究竟应该赞赏，还是恐惧？DARPA究竟是捍卫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诱导美国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

　　DARPA塑造了未来。正是它在科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改变了今天的工业、公共健康、社会以及文化。DARPA创造、主宰一切，又在战场上毁灭一切。“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威胁横亘在我们面前，”DARPA局长阿拉蒂·普拉巴卡尔（Arati Prabhakar）在2014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但我们仍然面临着空前机遇，那就是以特定方式推动技术进步，为国家提供强大创新能力。”但是，如果这些“强大创新能力”不是什么伟大的主意，那该怎么办呢？

　　为写作本书，我采访了71位与DARPA有直接关联的人，深入探究其早期历史。受访者包括总统科技顾问，DARPA项目经理和科学家，神秘且高度保密的贾松（Jason）科学家小组成员、舰长、上校、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1名四星上将。与这些受访者的交流让我了解了包括气象战、社会学实验和兵器系统等借国家安全之名推进已知科学边界的故事，其中既有才华卓越的创新者，也有骄傲自大、不切实际的想法；既有革命性的胜利，也有短视造成的失败。某个概念问世后，DARPA便利用自身授权，秘密推进高级军事科学项目。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就在于突发性。一旦DARPA的技术因战争实践而公之于众，其他国家就将不可避免地取得这项经过努力研发得到的成果。例如，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DARPA就开始着手研发无人驾驶飞行器，即无人机。经过30年的努力，首个无人机部队建成，并于2001年10月出现在阿富汗战场上。当公众知晓无人机战争时，美国无人机技术已经领先多代。然而在很短时间内，许多国家也开始研制它们自己的无人机。到2014年，已有多达87个国家拥有武器级无人机系统。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采访了一些前DARPA的科学家。据他们讲，在任何历史时期，DARPA科学家们的工作，尤其是大多数涉密项目，均领先公共领域科技水平10～20年。因为DARPA，世界才拥有未来。那么，让DARPA决定未来，又是否明智呢？

　　1954年的一个冬日，一群美国科学家发现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制造的一个装置足以导致世界末日。在夏威夷以西2650英里辽阔的太平洋上有一条小岛链，即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所在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时间是1954年3月1日，比基尼环礁当地时间是凌晨4时29分。在这群科学家中，已经有人对它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都是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他们将这个装置称为“邪灵”（evil thing），并曾劝告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但它还是被造了出来，而且即将被引爆。

　　“邪灵”是一枚热核武器，或曰氢弹。它已经足够小，因而能够由美国空军轰炸机携带，并将其投放在莫斯科。为防止美国公众知道它的存在，人们把即将进行的这场核试验代号称为“幸运城堡”（Castle Bravo）。

　　在比基尼环礁的另一头，十个人躲在一个混凝土掩体内，等待着未知命运，他们都拥有美国最高等级Q级安全许可，可以接触与核武器相关的最高机密。两个多小时后，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炸弹将会在19英里以外引爆。从来没有人距离这种炸弹将要释放出的能量如此之近，人们预计其当量为600万吨TNT（一种烈性炸药），意味着“幸运城堡”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战”期间投放到德国和日本炸弹总和的两倍，包括两枚在内。

　　由于国防科技的最新进展，到1954年，机械装置小型化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特别是核武器，其体型正在以科学家们在十年之前绝对无法想象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威力却越来越大。“幸运城堡”爆炸时释放的能量，将是1945年8月投放在广岛的那枚的1000倍，但重量仅仅是它的两倍多。

　　天还没亮，比基尼环礁头天晚上刚经历一场强降雨，椰子树和露兜树叶子挂满水珠。环礁低洼处覆盖着喜盐的海赤芍，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壁虎在潮湿的白色沙滩上蹦来蹦去。代号为“70号工作站”的掩体外形看起来很奇怪，长方形，面积较大，但是高度很低，装有防爆门，混凝土墙体有三英尺厚。除入口外，掩体其他部分都掩埋在10英尺的沙土下。掩体与环礁湖之间建有一条独立的混凝土海堤，它被设计用来抵挡爆炸引发的巨浪。附近还立有一个300英尺高的无线电天线塔，这使人们可以在掩体里直接与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实施这项秘密行动的科学家通线英里外的特遣部队指挥舰、美国海军“埃斯蒂斯号”（USNS Estes）舰上。

　　掩体内的人是点火团队成员，包括6名工程师、3名军队技术专家和1名核物理科学家。掩体内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通过数十英里长的防水电缆与“幸运城堡”核弹连接。核弹被部署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该岛距比基尼环礁泻湖19英里。

　　核武器工程师伯纳德·奥基夫（Bernard O’Keefe）曾参与试验保障，他后来回忆道：“在掩体内我们感到十分安全。”和费米与拉比一样，奥基夫也曾参与曼哈顿工程。但与两位核物理学家不同，他认为这枚氢弹是个好东西，会为美国带来安全。对此，国防科研会上人们起了争议，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奥基夫接着回忆道：“凌晨4点30分，我们听见科研主管的声音。”威廉·奥格尔（William Ogle）博士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主管。他使用岸舰无线电频道下达来自“埃斯蒂斯号”的指令。零时正在临近。

　　奥基夫宣布：“2小时准备。”在他旁边，点火团队另一名成员摁下标有“2小时准备”的红色按钮，核爆装置开始运转。

　　在掩体内，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据奥基夫回忆，总体氛围也由尚可忍受变为“让人感到非常痛苦”。“70号工作站”里面既粗糙又简陋，新浇筑的混凝土光秃秃地暴露在外，非常潮湿。工事里装着台球厅风格的反射灯，发出强烈的刺眼荧光。一个实验台上满是工程实验工具：无线电晶体管、长短不一的电线，还有一块烙铁。其中一面墙上挂有一块黑板，上面写了一个数学公式，但被擦去了一部分，已经无法读懂。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已接近零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说话，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沉重而不祥的沉默。距离点火还有16分钟，终于有人开始说话。一名陆军无线电技师大声说：“不知今晚的牛排味道如何，我准备在实验结束后品尝一下。”这些牛排都存放在掩体后面一个冷柜里。

　　“15分钟准备。”奥基夫说。他的声音通过几十个扩音器传播出去，接收到这一信息的人包括科学家、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政府官员，人数达数万名，他们分布在14艘远洋舰船、46架飞机和2个气象站里。现在，核爆炸已不可逆转，距离零时还有15分钟时间。

　　拉尔夫·吉姆·弗里德曼（Ralph Jim Freedman）当时在另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安斯沃斯号”（USNS Ainsworth）上。他回忆道，奥基夫嗓音“清晰洪亮”。弗里德曼是一名24岁的核武器工程师。甲板上，一群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与弗里德曼站在一起。他们是设计制造这枚核弹的物理学家。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见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费米和拉比告诫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被称为“邪灵”的核武器。太阳还没有升起，周遭海面一片漆黑。

　　奥基夫的声音如雷声一般滚滚而过。“所有携带护目镜的观测者，请戴好护目镜！”弗里德曼瞬间感到焦虑和心神不宁，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他回忆道：“我和几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住在一个舱室。他们有些人彻夜未眠，喝着芝华士，讨论着第二天的核试验。他们的谈话违反规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在核试验前安然入睡呢？”“幸运城堡”按照“泰勒—乌拉姆”（Teller-Ulam）构型制造——如此命名是为纪念这种构型的共同设计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与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这两位物理学家。不像爆炸威力要远小于此的，这枚氢弹被设计成在亿分之一秒内，将自身极度收缩从而允许内部的氢同位素发生聚变，然后启动一系列的原子反应，或称核聚变，释放出潜在程度上数量无限大的能量以及放射性物质。“这就意味着，”弗里德曼解释道，“鉴于地球大气层中的氢气含量，有百万分之一可能，当‘幸运城堡’爆炸时，会点燃地球大气层。一些科学家极其紧张，一些人甚至打赌这会否带来世界末日。”

　　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大气层核试验。截至1954年，他已经在内华达州的陆上核试验场参与过十几次核试验，那个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以北70公里。弗里德曼曾经通过黑色的焊工专用眼镜见证过核爆现场，也见过蘑菇云。但“幸运城堡”不同以往，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核试验。戴上护目镜后，弗里德曼把脸转向氢弹爆炸方向。距离引爆氢弹的零时已经不到两分钟，身边一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开始失落地啜泣。

　　弗里德曼把自己的护目镜递给他。“我是个年轻人，”弗里德曼说，“这次试验对我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没有眼部防护，弗里德曼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对着氢弹。因此，弗里德曼没有看到“幸运城堡”爆炸瞬间的景象，而是看到了观察氢弹爆炸的科学家们。

　　扩音器里传出早已录制好的奥基夫计时录音，最后几秒钟的倒计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说线”——引爆“幸运城堡”的零时到了。一束热核反应光线——也被称为“泰勒之光”——横空出世，像伽马射线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热核反应产生的X射线使那些日常情况下不可见的物质也变得肉眼可见。通过泰勒之光，弗里德曼——此时，他正背对氢弹却面朝那些见证氢弹试验现场的科学家——可以看见这些科学家脸上的骨头。

　　在远处的海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火球点亮了整个天空。火球直径4.5英里、高9英里，其爆炸强度是如此剧烈，以至于爆心以东155英里外一个海军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充满敬畏地发现，本来漆黑一片的夜空竟被瞬间点亮，并持续长达60秒钟，真是令人痛苦。接着，蘑菇云开始生成。弗里德曼依然在看着那些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因为没有泰勒之光，弗里德曼视野里的景象逐渐恢复正常。“我看着他们的脸，”他回忆道，“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大多数人的嘴都合不上，眼球在来回地转。我记得这些眼睛，它们一直在动。我想，那里满是担心和恐惧。蘑菇云越来越大。”科学家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一名科学家将两根手指放在眼前，在一群核武器工程师面前粗略计算着蘑菇云的扩张速度。爆炸当量显然已经超过原来预计的600万吨。“幸运城堡”的爆炸当量实际达到1500万吨之巨，没有人预计到它的威力会如此之大。

　　时间慢慢过去。弗里德曼盯着这些惊恐不安的科学家。然后，快速膨胀的蘑菇云终于放慢了扩张速度。在弗里德曼看来，科学家们脸上原本充满极度恐惧和绝望，然而那样的神情很快一扫而光。“他们的面部表情由恐惧转为满意，”弗里德曼回忆道，“世界并没有灭亡，他们胜利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对自己做的事情很满意。”

　　在60秒内，蘑菇云高度就达到5万英尺，是当时民航飞机最高飞行高度的两倍。蘑菇云的盖最终达到惊人的70英里宽。蘑菇云巨大无比的“柄”，将上百万吨珊瑚礁粉末从海中吸走并卷入空气中，它们将被驱散至高空急流中，成为放射性尘埃。这些放射性珊瑚残骸将随之分布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突然间，风向意外发生90度转向，这意味着气象预报有误。大量放射性沉降物向东而来，也就是说，它将途经多艘特遣部队任务舰只以及“隆格拉普”（Rongelap）和“隆格里克”（Rongerik）两个有人居住的环礁。而且，沉降物的移动方向直指位于恩与岛的“70号工作站”。

　　奥基夫感觉有点恶心，甚至想吐。“我的大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掩体在移动这样一种想法。”他说。他自己尽量把“掩体即将沉入大海”这种令人讨厌的想法从大脑里面驱逐出去。“掩体外墙有三英尺厚，”他告诉自己，“它在这个岛上牢固得像一块岩石。”但物品的确在向外移动。工作台和墙上的东西开始嘎嘎作响，快速移动，并滑向地面。奥基夫看了一眼时钟。他知道冲击波从爆心到达掩体的预计时间。“冲击波当时就已经到达恩与岛，根据计算，这完全不可能，”他回忆道，“但毫无疑问，掩体确实在移动，就像它被建造起来这件事一样，实实在在。”

　　灯光闪烁，墙壁开始扭曲，部分墙体内陷。后来，那扇钢制巨门像敲鼓一样，发出霹雳般的骇人巨响。“冲击波过后，后面的空气迅速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间”，一种“缓慢但让人难受的呼啸声”掠过掩体。点火团队的一个人摔倒在地，奥基夫看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火花四溅，电池也发出喷溅声。一股水汽开始弥漫整个掩体。在这个灾难时刻，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奥基夫惊得差点跳起来。他告诉自己，海浪来得太早了些，他认为也许周围整个海洋已经喷发，他和同事们将沉入海底，混凝土掩体也会变成水下墓穴。掩体内负总责的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博士派一名陆军技师前去调查。掩体唯一的舷窗位于防爆铁门上，呈圆形。那名专家走到舷窗前，向外面观察。“70号工作站”没有被淹没，依然立在海岛之上。水来自一根爆裂的水管。奥基夫自愿携带一个“盖革”计数器冒险外出查探情况。其他几个同事也拿着“盖革”计数器跟了出来。

　　外部景象看起来远比预想的还要糟，棕榈树正在燃烧，地面上满是死鸟。目之所及，已无生命，而且他们感觉其他地方也不会有生命存在。太阳在核爆蘑菇云的后面，似乎已被弄脏。“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粉末，”奥基夫回忆道，“我伸出手，很快就被一层类似滑石粉的物质覆盖。”奥基夫打开“盖革”计数器，准备测量一下辐射剂量，指针不停抖动，读数很不稳定。有人喊出了一个危险放射剂量。如果有人暴露在这种辐射水平下超过25分钟，就必死无疑。

　　人们跑回掩体。但在掩体里面，即使有3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壁，放射性污染依然会危及生命。点火团队撤到掩体最里面的厕所，躲在两层混凝土墙体后面。约翰·克拉克（向指挥所）呼叫紧急撤离，但被告知此时派直升机来恩与岛太过危险。在设计“70号工作站”时，考虑了一万倍放射性防护。无论掩体内部情况如何，外部环境必然比里面的情况糟糕一万倍。点火团队必须在里面等到合适时机才能出来。他们被告知，致命的放射性水平最终都会下降。

　　再向东80英里外，另一场灾难正在降临。日本拖网渔船“祥龙五号”意外出现在美军军事管制区外15英里海面。“幸运城堡”氢弹被引爆后，拖网渔船上的许多日本渔民跑上甲板，注视着这一奇特景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们惊愕地站在甲板上，看着核火球越变越大，直到白垩一样的物质——热核爆炸后具有极强放射性的珊瑚粉末——开始从空中飘落。回到日本后，船上所有渔民都深受放射性毒害之苦。6个月后，“祥龙5号”首席无线电操作员爱吉久保山去世。

　　“幸运城堡”的毁伤规模史无前例。它释放的能量是科学家预先计算的2.5倍。最后，此次试验成为史上最严重的放射性灾难。放射性污染物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以至于核爆两天以后，海军撤离了隆格拉普、隆格尼克、艾林吉纳埃岛和乌蒂里克环礁上的居民，这些岛礁位于爆炸点以东75～300英里。那里的大部分岛民都沾染了放射性尘埃。

　　接下来几天，世界其他27亿居民对发生在马绍尔群岛的这一切仍一无所知。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新闻审查令，要求媒体报道不得涉及大面积放射性沉降、四个岛礁的大规模人员撤离等核爆后果。“幸运城堡”仅是美国一系列氢弹试验中的首次核爆，这些氢弹试验在对外宣传中均被称为“武器试验”，其他相关信息也被列为机密。1954年，卫星还没问世。因此，美国仍有能力将一万名工作人员与大量战舰飞机悄无声息地运送到世界某个无名角落，开展神秘的氢弹试验。

　　美国国内民众对此也一无所知。3月10日，也就是美国引爆了一枚最终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TNT的氢弹，并造成了环绕全球的致命核辐射。沉降整整9天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登上白宫新闻中心讲台，出席每周举行的总统全国新闻发布会。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需要宣布。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无关紧要。下周某个时间，我将开始在广播中探讨税收问题。”

　　但在日本，“祥龙5号”拖网渔船已经返港，渔民核辐射中毒的消息立即成为全球媒体头条。原子能委员会发布简短声明，声称“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例行性核试验”，但有一些人“非常意外”地遭受到了核辐射。3月17日，在白宫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希望总统能简短介绍这种神秘的强大武器。

　　在幕后，关于“幸运城堡”核爆，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的信息却极其惊人，远超大多数人想象。总统的科技顾问们向他展示了一张绝密地图，上面标示了“幸运城堡”核爆在马绍尔群岛地区所造成的核沾染。科学家们将那张标有核沾染范围的地图与同比例尺的美国东部地图重叠起来。如果爆心位于华盛顿特区，而不是比基尼环礁，那么，大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所有居民现在都已死亡。如果没有“70号工作站”那样的掩体作为防护，那么暴露在5000伦琴核辐射环境之下，在那生活的所有人将在几分钟内全部死去。即使是150英里外的费城，大部分居民也将在1小时内被核辐射杀死；在华盛顿以北225英里的纽约，一半居民将在夜幕降临前死亡。再往北，远至美加边界以内的居民都将暴露在100伦琴甚至更高剂量的核辐射之下，他们遭受的痛苦类似于“祥龙5号”上的渔夫。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意将这些信息告知公众；与之相反，他却说无可奉告。核沾染范围地图仍将在此后数十年内被列为机密，但即便是总统，也无法控制国际社会对“幸运城堡”核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很快，他被迫将此事公之于众。

　　研制热核武器或曰氢弹的秘密决定始于5年前，即1949年8月29日苏联试爆该国首枚后。当时美国突然之间丧失了自“二战”之后一直保有的核垄断地位，如何应对苏联挑战的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美国是否应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抑或克制才是更合适的反应？

　　苏联试爆后一个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们秘密召开会议，这是一个由核物理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将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立即开始研制氢弹。委员会主席是曼哈顿工程科技主管、被世人称为“之父”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结果，与会科学家“全体一致反对”美国寻求氢弹，他们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原因并不复杂。“很明显，使用这种武器将毁灭难以计数的人类生命，”他们说道，“使用它的决定，必将屠杀大量平民。”广岛和长崎爆炸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而一枚氢弹在一次打击中就会杀死数百万人。顾问委员会警告称，氢弹这种武器内含有“屠杀平民的政策”。

　　委员会其中两名成员，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伊西多·拉比感觉很有必要再增加一封信函或“附录”，以便总统阅读。“显然，这样一种武器根本不符合任何一种道德评价，”他们写道，“这种武器有无限的毁灭效果，这个事实使得它的存在以及制造它的知识技能，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危险。”作为核武器事务官方咨询机构，虽然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致反对研制氢弹，但在华盛顿特区，顾问委员会成员们并不是拥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唯一一群核物理科学家。

　　在任何激烈的科技竞赛中，幕后都有着激烈竞争。当时，有另外一群核物理科学家极力支持研制氢弹，其代表是生于匈牙利的爱德华·泰勒及其顾问——美国人欧内斯特·劳伦斯（rrence），他们当年也都曾参与曼哈顿工程。泰勒和劳伦斯都没有被选入顾问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参与建议杜鲁门总统放弃研制氢弹的请愿行动。

　　泰勒和劳伦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原子能委员会都有极大的权威和影响力。意识到顾问委员会计划阻碍他们制造氢弹，泰勒私下拜访了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泰勒说：“我们必须了解热核装置的更多原理以便明确其军事意义。”泰勒认为，在持无神论的面前，奥本海默愚蠢地被道德原则束缚了手脚。权势极大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克马洪（McMahon）表示赞同。他告诉泰勒，奥本海默团队的观点让“他感到恶心”。

　　劳伦斯拜访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E.李林塔尔（David E.Lillenthal）。“如果我们没能先造出氢弹，”劳伦斯警告称，“我们就完了，美国将不战而降。”劳伦斯认为是“人类最大福祉之一”，同时认为氢弹是“从战争中获利的一种技术手段”。他拜访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劳伦斯对那些将道德原则引入决策的想法很生气。他们的谈话启发斯特劳斯决定直接向总统呼吁，“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政权不太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放弃研制氢弹”，斯特劳斯认为必须研制氢弹。“如果苏联人首先研制出氢弹，灾难就差不多确定无疑地必将降临。”麦克马洪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我们要么造一个出来，要么就等待苏联人毫无预警地向我们扔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将悉尼·索尔斯（Sidney Souers）说。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授权紧急上马研制氢弹项目。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认为应该再建一座核武器实验室，以便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形成竞争。竞争带来卓越，其对于登上至尊之位必不可少，这一理念将引领美国国防科技领域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劳伦斯被任命为新实验室主管，泰勒是他的特别科技顾问。这个实验室是加州大学放射性实验室的一个分支，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南40英里的利弗莫尔。

　　利弗莫尔实验室在1952年春天正式运行，初始时有123名雇员，其中有3人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放射实验室，并且都是泰勒的学生：赫布·约克（Herb York），30岁，实验室首位科技主管；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24岁，实验室A分部负责人，从事氢弹研制；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29岁，B分部负责人，专门研制小型高效。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约克、布朗和福斯特将负责研发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但他们看起来显然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然而，这三位科学家都将在DARPA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起初，实验室的核武器研发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尽管实验室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1953年在内华达试验场组织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完全失败。其中一次，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很小，仅有约200吨TNT，以致放置核武器的钢筋塔架在爆炸后依然屹立在沙漠中，仅仅发生弯折。全国报纸都疯狂转载这个畸形塔架照片，同时嘲笑利弗莫尔实验室“阳痿不举”。

　　后来科技主管约克回忆道：“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在各种场合大肆嘲笑我们。”因此，尽管利弗莫尔实验室科研团队渴望由他们来研制世界首枚实战用氢弹，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授权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接手“幸运城堡”号氢弹研制工作。在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之前，泰勒就设计了氢弹构型，这也是他被认为是“氢弹之父”的原因。尽管如此，首次氢弹试验最终还是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进行。

　　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1954年冬天，按照计划将在比基尼环状岛礁进行一系列氢弹核试验。按照计划，从3月1日到5月14日，进行6次均以“城堡”命名的氢弹试验，“幸运城堡”仅仅是第一个。其中5枚氢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计制造，另外1枚名为库恩（Koon）的氢弹由利弗莫尔实验室设计。同利弗莫尔实验室早期的努力一样，库恩也遭遇失败。库恩的爆炸当量仅有11万吨，没有达到百万吨级的设计目标。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不久即面临着严峻的关停风险。如果竞争中的一方看起来根本无法取胜，那么竞争还有什么价值呢？

　　泰勒及其弟子约克拒绝承认失败。饱受羞辱的他们决心在竞赛中打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幸运城堡”核试验4个月后，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氢弹技术。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4年半以前反对研制氢弹者。奥本海默没有出现。有关部门以他是者为由，取消了他接触国家安全信息的许可，而且终身不得再从事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此事向防务科学家们传递出了强烈信号。对于他们来说，提出不同意见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更不用说列举道德理由进行反对。相关道德讨论或者关于氢弹是个危险事物之说全部消散无形。氢弹现在是美军武库组成部分。作为委员会成员，这些科学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伊西多·拉比取代奥本海默成为委员会主席。拉比为氢弹欢呼鼓舞，称氢弹将在“核武器领域带来一场全新革命”。拉比说，科技进步正在催生新一代高科技武器，并为热核武器这个新家族铺平道路，它的出现“将会使大量武器，从战术级武器到数百万吨当量的战略级武器，成为过时库存或降低其效能”。

　　即便在这样一种科技进步狂飙突进的氛围下，利弗莫尔实验室依然地位不稳。它的3次核试验，在内华达试验场代号为“露丝”（Ruth）和“蕾”（Ray）的2次以及在马绍尔群岛代号为“库恩”的1次，均告失败。1954年7月，顾问委员会在新墨西哥召开会议，讨论设立第二个实验室的决策是否正确。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为“外行”，考虑到利弗莫尔实验室全部工作都围绕氢弹展开，那么它的失败就更加明显。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不需要像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那样承担任何国家安全任务，包括建设国家武器储备库存在内。在1954年夏天，看起来利弗莫尔实验室很快就要关闭。

　　但是，利弗莫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约克以及劳伦斯的特别顾问泰勒，早已准备好勇敢面对这一切。他们也来到新墨西哥向顾问委员会陈述观点。会议第3天，约克和泰勒代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出一种新武器构想。“幸运城堡”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出要制造两枚超级氢弹，他们将其命名为“圭表”（Gnomon）和“日晷”（Sundial）。这实际是个文字游戏，圭表和日晷是两种早就为人所熟知的古代科学装置，用于测量日影长短。约克和泰勒说，超级氢弹爆炸当量将达100亿吨，其将有能力在一次打击中毁灭整个大陆。

　　对于他们的构想，人们付之一笑。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惊诧不已。在仅存的唯一一份会议记录上，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惠特曼（James Whitman）博士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并说100亿吨当量的核爆炸将会沾染整个地球。泰勒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自夸劳伦斯已经与空军接触，而且空军表示感兴趣。拉比认为这个计划纯属“哗众取宠”，建造100亿吨当量核武器的计划就此搁置，但利弗莫尔实验室被允许保留下来。

　　美国已经借助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的“幸运城堡”号氢弹取得了对苏联的优势地位，为什么仅仅数月之后，约克和泰勒就感到有必要研制爆炸当量为100亿吨的核武器？约克在数十年后解释了自己和泰勒当初的想法。约克说，为保持优势地位，美国科学家必须冒更新、更大的风险。约克说：“若没有积极进取的研发机构去主动拓展科学疆界，美国就无法维持武器性能优势，而这反而会引起更激烈的武器竞赛。如果我们要以质量优势对冲对手数量优势，就必须要这么做。”

　　对于约克来说，维持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地位的办法就是不断向科学进军。如何才能让一个美国科学家发挥出最大的创造潜力？那就是让他与同等聪明的人竞争。约克说，这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争之道。而且，这也是与苏联生死相搏的美国国防部对科学家的期待。热核战争时代已经来临。双方都以非常狂热的速度建设了庞大的武器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唯有继续向前。

　　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海岸，兰德公司（RAND）的防务科学家们利用午餐时间在圣莫尼卡明媚的阳光下玩兵棋。兰德公司是英文“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它是美国国防部在“二战”后的首席智库，也是美国空军卓越战力的思想源泉。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分析师在办公室与会议室里起草关于核武器的大量研究报告。午餐时，他们就会来到室外，在桌面上摊开世界地图，从盒子里拿出军棋棋子，然后开始玩一种名叫“Kriegspiel”的兵棋游戏，这是国际象棋的一个变种，曾在不可一世的德军中广受欢迎。

　　在兰德内部，竞争得到充分肯定与鼓励，科学家与分析师都力争胜人一筹。午餐时的军棋游戏至少要有一人充当裁判，以确保竞赛不会最终失去控制。尽管如此，总是会出现脾气失控、棋盘被砸的场面，但其他时候则是冷静的精心算计。兰德公司的午餐可能会持续4个小时，特别是如果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场的线年代，冯·诺依曼是防务科学家中的超级明星。没有人可以与他的大脑进行比赛。在五角大楼，美国军队里级别最高的两个人——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都视冯·诺依曼为绝不会犯错的权威。冯·诺依曼的密友赫布·约克说：“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如果说谁在国防决策领域拥有比别人更高的可信度，那这个人非约翰·冯·诺依曼莫属。”

　　1903年，约翰·冯·诺依曼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卓越天分。他一年级就能解答复杂数学难题，8岁就已掌握微积分。而他此时的才能却不仅仅局限于数学。高中毕业，他已可以讲七种语言。仅仅阅读一遍，他就能够记住数百页的文本，包括长长的数字。数学家以斯雷尔·霍尔珀林（Israel Halperin）评价说：“你不可能跟上他的思绪。那种感觉就如同你蹬着一辆三轮车去追赶赛车。”

　　冯·诺依曼少年时期的老师、著名数学家乔治·波利亚（George pólya）说：“约翰是唯一让我感到害怕的学生。如果在课堂上我布置一个未解难题，他一定会在下课时来找我，同时带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完整解法。”

　　据大家所说，冯·诺依曼彬彬有礼，对人和气，因为个性温和、谦恭有礼、魅力迷人而为人们所喜爱。约克回忆道：“他为人亲和，直率坦诚，经常面带微笑，喜欢参加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他喜欢喝酒、听音乐，参加各类聚会，也爱好收集玩具。他经常穿三件套银行家职业套装，揣着怀表，表链斜挂在胖嘟嘟的肚子上。曾经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冯·诺依曼骑着毛驴穿过大峡谷，正是穿着这样的三件套。据说唯一会被冯·诺依曼揣在裤兜里的东西，就是难以破解的中文字谜，以及参与绝密防务安全研究的许可证。这种证件他有很多。

　　从个人角度讲，冯·诺依曼认为人性充满暴力、好斗与虚伪狡诈，因此他坚定不移地倾向于用战争解决问题。“幸运城堡”氢弹试验3年前，冯·诺依曼写信给原子能委员负责人刘易斯·斯特劳斯说：“我认为美苏冲突将必然地导致‘全面’战争，因此保持最高军备水平势在必行。”冯·诺依曼也曾协助研制“幸运城堡”氢弹。

　　他的女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Nixon）的经济顾问玛丽娜·冯·诺依曼·惠特曼（Marina Von Neumann Whitman）回忆说，只有在极少数的私人场合，冯·诺依曼内心深处的那种愤世嫉俗和悲观才会表现出来。她说：“当他毫无征兆地在不同情绪之间切换时，我总是感觉很困惑……前一分钟他刚让你因大胆的俏皮话而捧腹大笑，而后一分钟，他会异常严肃地告诉你，为什么全面核战争几乎不可避免。”是战争腐蚀了他吗？在“二战”中，当他的独女还是个小女孩时，冯·诺依曼曾参与辅助决策，确定应将哪里的日本平民作为核武器打击目标。更说明问题的是，在筹划对广岛和长崎使用的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杀伤地面上的平民，必须确定引爆核武器的最佳高度，正是冯·诺依曼执行了这个任务，确定最佳高度为1800英尺。

　　在兰德公司，冯·诺依曼是一名兼职顾问。聘请他的是兰德公司性情古怪的数学分部主管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John Davis Williams），其待遇条款也相当特别，冯·诺依曼应在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写下想到的主意，并将因此获得每月200美元的报酬。当时，兰德公司全职分析师平均工资也就是这个水平。冯·诺依曼住在新泽西，他把主要工作时间也放在了新泽西。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就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任教。

　　对于兰德公司那些午餐时间玩兵棋的科学家来说，重要性仅次于在游戏中打败冯·诺依曼的事情，就是观看他如何分析游戏玩法。泰勒曾经这样说：“如果有超级智力大赛，那么参加者一定都是像冯·诺依曼这样的人。如果你喜欢思考，那么你的智力就会不断发展。而这正是冯·诺依曼所做的。他很享受自己大脑不断运转带来的乐趣。”

　　冯·诺依曼曾经沉迷于一类被他称为“休息室游戏”的活动，最开始他热衷的是扑克。确实，扑克游戏包含策略因素，更重要的是，扑克游戏以欺骗为基础：要想取胜，一个人必须要有欺骗对手的意愿。某件本来是正确的事情，要让对手认为是错误的。换位思考对于获胜策略也同样不可或缺。在扑克游戏中，参与者需要预测对手会怎样猜测他的行动。

　　1926年，23岁的冯·诺依曼发表了一篇名为“休息室游戏理论”（Theory of Parlor Games）的论文。这篇论文从数学角度研究游戏玩法，里面包含一个后来迅速出名的理论——“极大极小定理”。冯·诺依曼写道，当两个参与者玩的是零和游戏，即在这种游戏里，一方所输等于另一方所赢，每个参与者都会努力最小化自己的最大损失，同时最大化自己的最小所得。在“二战”期间，冯·诺依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就此继续深入研究。1944年，他们二人就此合著了长达673页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该书被认为极具创新观念，《纽约时报》在该书问世当天用一个完整版面向读者介绍其内容。这本著作不仅创新了经济学理论，还将博弈论推向世界舞台，并在“二战”后引起美国国防部关注。

　　到20世纪50年代，冯·诺依曼的“极大极小定理”在兰德公司内部已经成为，能够与冯·诺依曼共同探讨博弈论，（那感觉）就如同用圣杯畅饮美酒。在兰德公司也开始流行另一种消遣活动，那就是试着向冯·诺依曼提交一些他（可能）解决不了的难题。当时，两位兰德分析师梅里尔·弗勒德（Merriu Flood）和梅尔文·德雷谢尔（Melvin Dresher）遇到一个他们认为根本无解的问题——“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并把它提交给伟大的冯·诺依曼。这个难题基于一个关于困境的古老传说。“囚徒困境”在当代的演绎是两个犯罪嫌疑人面对要么蹲牢房，要么获得赦免时的问题。

　　两个犯罪嫌疑人来自同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被认为共同参与犯罪活动，落网后，二人被隔离拘押。被隔离开来的两个人，没有办法互相交流信息，因此他们无法知晓另一个人与警方达成的认罪协议内容。警察告诉他们，在他们被捕所涉案件上，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但是警察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违反假释条款，足够判处1年徒刑。警察愿意同每个犯罪嫌疑人做一笔交易：如果犯罪嫌疑人指证同伙，他就将获得自由，而同伙将被判10年徒刑。这是一个陷阱。两个犯罪嫌疑人和警方在做同样的交易。如果两个人都同警方做交易，均指证对方，刑期将会被减至5年。如果两个人都拒绝同警方进行交易，那么他们将因为违反假释条款而被判1年——显然这是最小化最大损失和最大化最小收益的最佳办法。但警察说，只有在规定时间内同意，这个交易才有效。

　　冯·诺依曼没能解决这个“囚徒困境”问题，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它并不适用于“极大极小定理”。该问题的确无解，对于不同参与者来说，“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也不同。德雷谢尔和弗勒德将“囚徒困境”这个难题提交给兰德公司以及兰德公司以外的许多实验对象。即使没有人能够破解“囚徒困境”，兰德分析师还是从研究结果中取得一些意外收获。“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看起来取决于游戏参与者的本性，即他们是否更倾向信任他人。他们发现游戏参与者的表现也揭示了其哲学理念与政治倾向。兰德分析师在政治上几乎全是保守主义者，在参与“囚徒困境”试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指证同伙。他们不相信同伙会拿自己的最佳利益做赌注，选择沉默，从而拒绝向警方指证对方。坐5年牢总好过10年，这几乎是兰德分析师的一致反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雷谢尔和弗勒德发现那些拒绝指证犯罪同伙的少数参与者几乎全部是自由派理想主义者。这些参与者愿意将自身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以换取对于他们自己和同伙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仅仅1年的牢狱之灾。

　　德雷谢尔和弗勒德认为，“囚徒困境”悖论可以应用在国家安全决策领域。以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例。作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曾经请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试着劝说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氢弹。奥本海默说，展示克制能够向斯大林传递清晰信号，即美国正在限制战争的残酷性，并可由此消除人类恐惧，增强人类希望。作为保守主义者，艾奇逊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你如何才能通过‘示范性解除武装’劝说一个偏执狂敌人放弃与你为敌呢？”

　　冯·诺依曼开始对运用“囚徒困境”研究核军备竞赛策略产生兴趣。“囚徒困境”并非零和博弈，这意味着一个参与者所得并不等于另一个参与者所失。在冯·诺依曼看来，即使参与者是两个理性的人或者（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也几乎不可能采取合作办法来获得最佳收益，而更有可能是碰碰运气来为自己寻求次优结果。如果将“囚徒困境”分析框架引入核军备竞赛，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显而易见，它揭示这将永远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游戏。

　　除博弈论和核战略，兰德公司也对研制计算机颇感兴趣，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个非常冷门、耗资庞大的研究领域。冯·诺依曼正是世界顶级计算机专家。虽然无人能准确证明自己最先发明计算机，但鉴于冯·诺依曼在计算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他经常被视为现代计算机发明人之一。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工作可以追溯至“二战”期间，在那个时候，计算机实际上是计算师，即那些将数字计算作为自己工作一部分的人。

　　“二战”期间，在位于马里兰州的陆军阿伯丁试验场，众多计算师没日没夜地计算着弹道参数表，以便为战场上的各类武器确定最精准的发射时间和发射方式。炸弹和火炮的发射速度越来越快，坦白地讲，阿伯丁的计算师已经赶不上弹道参数表的更新速度。这项工作强度极大。作为当时美国弹道学领域领军人物，冯·诺依曼经常到阿伯丁去，他与试验场最优秀的计算师之一、陆军工程师赫尔曼·戈德斯坦（Herman Goldstire）上校探讨这个问题。戈德斯坦此前是一名数学教授，他发现计算是一项能够把人累垮的工作。戈德斯坦告诉冯·诺依曼，平均来说，每个经他计算的弹道参数表均包含约3000个输入项，所有输入项都要人工用纸笔相乘。戈德斯坦这样的计算师大约12个小时才能完成1组计算，然后又要花12个小时去验算。是人就会犯错，虽然错误不可避免，但会大大降低计算速度。

　　冯·诺依曼告诉戈德斯坦上校，相信总有一天，机器在计算方面将会被证明优于人类。冯·诺依曼还说，若果真如此，将大大提高陆军弹道计算速度。就这样，戈德斯坦上校知晓了一个陆军绝密研发项目——冯·诺依曼构想的那种可以计算的机器。戈德斯坦获得冯·诺依曼授予的许可，他们随即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在该校穆尔学院一个上锁的房间里，陆军资助的工程师正在一台机密计算机上忙活着。这是一台样机，名叫“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ENIAC。

　　ENIAC体积庞大，使用起来也非常不便。它有100英尺长，10英尺高，地下还有3英尺，拥有17468个线万磅。冯·诺依曼对这件事非常着迷，他宣称，ENIAC是世界上“第一台完全自动化的多功能数字电子计算机”。他确信，ENIAC将引发一场革命，而且毫无疑问，计算机将取代计算师承担专职计算工作。

　　冯·诺依曼逐渐有了独立研制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想法。借助ENIAC架构带来的灵感，在戈德斯坦上校帮助下，他提出研制第二台机密电子计算机的方案，名叫“离散变量电子自动计算机”，简称EDVAC。在一次重构ENIAC计算机存储器时，冯·诺依曼看到了更加远大的前景。他相信将会有一种办法把计算机变成“电子大脑”，不仅能够储存数据和指令，还能像ENIAC那样储存其他的信息，从而使得计算机能够自主地运行无数的计算功能。冯·诺依曼的传记作者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写道，这种计算机叫“程序存储式计算机”，“它将打破表征事物的数字与做事情的数字之间的界限”。另外，“这两类计算机的设计思想迥然不同”。冯·诺依曼构想的“指令”就是现今世界广为人知的软件原型。

　　冯·诺依曼认为这种类型的计算机，从理论上讲会提高与爆炸相关的运算速度，而这一工作当时由他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曼哈顿工程科学家同事们承担。他与穆尔学院团队向陆军建议研制第二台计算机，即EDVAC。但在EDVAC研制完成之前，就已经成功试爆。“二战”结束后，EDVAC项目随即终止。

　　冯·诺依曼初衷不改，依然想从头开始根据自己的设想研制新型计算机。他成功地从原子能委员会申请到资助，自1945年11月开始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富尔德大楼的地下室里投入工作。1946年冬，戈德斯坦上校来协助他。在一小群工程师帮助下，冯·诺依曼首先开设机器车间和实验室，以便于检验检测计算机零部件。官方将这个项目称为“电子计算仪器”，但冯·诺依曼更喜欢称其为“数学数字积分计算器”，简称MANIAC。

　　与重达30吨的ENIAC相比，MANIAC体积更小，也更先进。ENIAC面临种种限制，体积庞大，使用不便，非常耗电，容易过热，出现问题时，经常需要重新接线。ENIAC技术人员通常需要花几天时间解开缠绕成一堆的缆线，以便寻求某个数字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这个问题仅仅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计算。MANIAC结构紧凑，效率更高，它仅有6英尺高，8英尺长，重量也仅有1000磅。但ENIAC和MANIAC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冯·诺依曼将自己研制的计算机设计成由机器自身指令控制。这些指令存储于机器内部，就像人类大脑一样。

　　确实，冯·诺依曼在构造MANIAC框架时，有意识地模仿了人类大脑。冯·诺依曼写道：“我打算将那些机器必须记住的东西都放在它的存储空间里，包括那些已编码指令，它们负责定义问题，控制机器运行各项功能。”这样一来，MANIAC就成为世界首台现代程序存储式计算机。泰勒是冯·诺依曼的朋友和同事，他发现了计算机的广阔前景，并将其应用于氢弹研制。

　　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普林斯顿团队使用MANIAC与冯·诺依曼的大脑进行了对抗性测试。一开始，冯·诺依曼计算数字的速度要快于机器。但随着计算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冯·诺依曼终于开始像所有人一样出错，而计算机的运算结果始终正确。这一刻在防务科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机器战胜了五角大楼所依赖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脑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的核威慑战略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概念之上。其核心要义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向对方发起核打击，因为这必将招致对方的同等反击，并最终将导致双方走向毁灭。在兰德公司，分析师开始将“囚徒困境”策略应用到核武器发射上，始终谨记的主导原则就是“不信任”。这使兰德公司分析师艾伯特·沃尔施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开始逐渐揭露“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带来安全”概念的缺陷。沃尔施泰特认为，“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信徒根本就没有机会实践这一理论。如果其中一方有办法通过“首次打击”成功实施斩首行动，那么它将很可能主动发起攻击以确保自身优势地位。据沃尔施泰特所言，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核战略，在这种核战略下，美国应该在全美各地隐藏更多坚固的导弹发射井以及更多核武器，并且其数量要多于苏联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中所能摧毁的数量。沃尔施泰特这一理论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次核反击”理论。美国关于“二次核反击”威慑战略的政策名叫“核打击效应目标选择”（Nuclear Utilization Target Selection，NUTS）。

　　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注意到这种疯狂。“幸运城堡”试爆成功次年，苏联就成功试爆本国实战型氢弹。如果不阻止这一切，那么军备竞赛就会继续升级。在一次内阁讲话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是否可以停止核试验。他要求政府部门调查研究在当前轨道上停止核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但这一构想很快就夭折了，因为经过一个月的研究与讨论，国务院、原子能委员会、中情局和国防部一致反对停止核试验。他们认为，大气层核试验必须继续，国家的安全与防御建立在更多核武器与更多核试验之上。总统顾问转而鼓励艾森豪威尔将注意力放在推动“民防”这一全国性工作上来，以便在遭受苏联核打击时保护平民，这个项目并不太受欢迎。这项工作后来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刚成立3年的联邦民防署承担。

　　20世纪50年代的民防工程目的是在遭到首次核打击后，能够让人们在地下生活一段时间。建设全国性地下掩体网络的工作一直都在陆续进行。顾问告诉总统，他的支持将激发国民士气，但这个主意令艾森豪威尔极度纠结。自从有人向他展示了“幸运城堡”氢弹试爆后的核辐射沉降物分布图，艾森豪威尔就知道民防工程多么不可靠，数千万美国人注定将在遭到核打击后的最初几小时内死去。认为躲入民用地下掩体就足够安全的观点不足为信。远的不说，“70号工作站”掩体内人们的经历就足以说明问题。“70号工作站”没有窗户，由3英尺厚混凝土结构墙体和钢制大门精心打造，深埋于地下10英尺，外面有一条壕沟环绕，掩体里面另有一堵防爆扶墙。即便拥有这样的10000倍防护，里面的人几乎全部因核辐射而死，他们差点没能活着离开恩与岛。在“70号工作站”的厕所内躲藏11个小时后，里面的人最终在一次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军事行动中，被两架陆军直升机从死亡区域带离。直升机飞行员是万人核试验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动用当时最先进的救援与通信装备。救援队的救援任务不超过12个，其中大部分曾进行过预演。“幸运城堡”氢弹试验是一次精心组织的科学实验，而一旦核打击真正袭来，将会有大量伤亡和混乱，人们只能自保。

　　核打击发生时，如果你恰好在户外，即使距离核爆原点有40英里，那么前往民防避难所的路程都有可能存在致命风险。冲击波与辐射将会撕裂人的肺脏，震碎人的鼓膜，造成器官破裂。被连根拔起的树木、铁皮、碎玻璃、电线、木头、石块、管子、电线杆……所有一切都会被击碎，然后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被“吸”入空中。在正常理智的情况下，总统怎么能去推动公众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呢？他知道这个项目与其说是在拯救民众，不如说有可能杀死更多人。

　　荒诞的是，在遭受苏联核打击情况下，却有一个在现实中已经完全成形的计划，以确保总统及其阁员能够存活下来。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版“70号工作站”掩体刚刚完工，就建在宾夕法尼亚州界的戴维营以北6英里处。这个名叫“鸦岩山综合设施”的地下指挥中心建在花岗岩山体内，给总统提供的防护等同于1000英尺厚墙体。“鸦岩山综合设施”简称“R工程”，被设计成能够承受1500万吨爆炸当量的直接打击的地下掩体。总统地下掩体的想法，最初来自美国陆军军事情报机构在“二战”后搜查纳粹德国地下掩体工程时获得的启发。人们认为，正是得益于几位顶级纳粹科学家的地下工程技术，大量纳粹高级指挥官才得以在柏林幸存。这些科学家包括弗朗茨·克萨维尔·多施（Franz Xaver Dorsch）、瓦尔特·谢博（Walter Schieber）和乔治·里克海伊（Georg Rickhey）三位，他们在战后都为美国陆军工作，从事机密的地下工程项目，这个项目就包括著名的“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ship）的一部分。

　　“鸦岩山综合设施”计划最初于1948年提出，其中一部分内容由里克海伊提出。该项目在1949年8月苏联试爆该国首枚（被西方称为“乔—1”号）之后不久启动。到1950年，建设团队就在绝密情况下开始夜以继日地建造美国第一座总统地下掩体和指挥所。“R工程”共有三层，设有总统及其顾问的生活区、医院、礼拜堂、理发店、图书馆和蓄水池。1954年掩体完工时，该工程耗资已达10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90亿美元。

　　在面临核打击威胁时，总统将会乘直升机从白宫前草坪出发前往“鸦岩山综合设施”起降平台，路上大约耗时35分钟。但是，在遭受核打击时撤入地下的想法让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是沮丧。关于政府在遭受核打击之后将会怎样，他对阁员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就像暗夜中的独眼人一样，政府继续存在并且还带有一定连续性。”

　　在总统纠结于这个难题时，民防工程项目仍在不断推进。“幸运城堡”氢弹核试验的细节，鸦岩山指挥中心的存在，以及民防工程不可信赖，所有这一切民众都一无所知。在内华达和马绍尔群岛，核试验频率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围绕“幸运城堡”氢弹放射性沉降的讨论与媒体关注，使民众逐渐开始质疑民防工程的可靠性。

　　1955年2月，为搞清楚民防工程对美国民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展开了一项联邦级别调查。调查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领队，他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垄断行为而著称。这些参议院会议将以“基福弗听证会”留名后世，令人震撼的新消息在此期间不断被披露出来。

　　民防工程有两个平行着力点：一是那些将要留在城市并寻找避难场所的人，二是那些要试着离开的人。核打击目标往往都是大城市，市中心的人们被建议尽快赶往防空洞式的地下避难所。至于那些能够离开的人，联邦民防署说他们最好撤离城市。听证会上，参议员的质疑一个接着一个。20世纪50年代，大城市之外的很多地方不过是一些开阔乡村，这些城里人该往哪里撤？另外，他们又该吃些什么？

　　联邦民防署署长弗雷德里克·彼得森（Frederick Peterson）出席做证。这位前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在宣誓后解释说，民防署计划在全国各地进出各大城市的高速路边上挖掘3英尺深、2英尺宽的壕沟。彼得森说，城市遭核弹袭击时，那些已经出城的人应立即停车，弃车躺到壕沟里，然后在自己身上盖上泥土。与公众一样，首次知晓这一情况的基福弗参议员惊得目瞪口呆。政府可以利用科学技术释放出如同太阳般强大的能量，但是在涉及民防问题时，这难道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基福弗可不是那种轻信之辈，他问道：“那么在壕沟里面，食品、水和卫生设备等事项又是怎么安排的呢？”彼得森张口结舌半天之后才承认：“很显然，如果这些壕沟修建得非常仓促紧急，那其中就不会有卫生设备。”但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可以使用一种混凝土浇筑的管道代替肮脏的壕沟，这些管道直径4英尺，会被安放在大路边上。彼得森说，当城市遭到核打击时，已经离开城市的人应立即停车，弃车爬进管道里。彼得森解释道，过一段时间，联邦紧急救援人员就会过来，为管道覆盖上泥土。

　　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onstall）对此深感震惊。他告诉彼得森，成百上千万极度惊恐的逃难者在缺乏新鲜空气、水和食品、卫生设备的情况下，躲在混凝土浇筑的管道里等候核大战结束，是无法想象的。另外，谁知道这一切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参议员索顿斯托尔说他宁愿躺在肮脏的沟渠里，也不愿“爬进一个1英里长，没有出口的混凝土管道里”。索顿斯托尔告诉大家他的担忧，那就是众多美国同胞在求生欲望支配下大打出手，造成的混乱将会毁灭一切。

　　接下来的问题是食品。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在核大战时，政府打算如何帮助那些疏散者解决吃饭问题。彼得森回答说，美国政府将会开办饭堂，但能够供给的食品数量非常有限。“罐装食品不能食用。”他解释道，因为射线将穿透铝罐。他勉强承认，由于大部分电力供应都会中断，“冰箱里的东西也不能吃”。他在誓言约束下承认，真相并不完美，而是“赤裸裸的，极其残酷、肮脏和悲惨”。“我们将从农田里直接收割小麦，喝小麦稀饭，吃玉米饼以及尚未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各类动物，只要我们还能抓得到它们就行。”委员会告诉彼得森，民防署的撤离计划尚不充分。几个小时后，民防概念就成了国民嘲弄的对象。尽管如此，核试验频率依然没有降下来。

　　随后两年里，美国试爆18枚核武器，苏联试爆25枚核武器。在核武器上的投入达到历史最高点，而设计的原创性就成了关键。五角大楼需要上百枚“幸运城堡”那样的大当量氢弹核弹头，但是要更小、重量更轻，以便作为战术核弹使用。赫布·约克飞赴华盛顿特区，在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有一个利弗莫尔实验室最新研制的重量仅为48磅、代号为“戴维·克罗克特”[1]的核武器等尺寸模型。它释放的能量与投放在广岛的一样，但是科技进步使得这么强大的武器小得可以提在手上。在雄心和智慧推动下，利弗莫尔实验室终于开始后来居上。冯·诺依曼研制的计算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利弗莫尔实验室科学家能够在建造核武器之前就可以对其进行建模。

　　1955年夏，冯·诺依曼确诊患癌。他本来只是偶然滑倒，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时，却在锁骨部位发现一个转移性质的晚期肿瘤。11月，肿瘤扩散到脊柱；次年1月，他只能依靠轮椅行动；3月，他被转移到沃尔特·里德医院的一间警卫病房，这家医院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是美国陆军顶级医疗中心。冯·诺依曼时年54岁，在疼痛与恐惧的折磨下死于癌症。他之所以患癌，很可能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吸入了微量放射性元素钚。军队派出的两名武装警卫始终在他身旁，寸步不离。

　　冯·诺依曼的头脑只能间或保持清醒，随着死亡临近，他的思维能力开始逐渐下降。在床边，他的兄弟迈克尔（Michael）大声朗读歌德悲剧《浮士德》（Faust）。迈克尔读一页，会停一会儿。冯·诺依曼躺在病床上，闭上双眼，思维也不如以前活跃，但有一段时间，他会精确指出迈克尔跳过了哪些文字。然而，冯·诺依曼的强大记忆力开始逐渐丧失。朋友们说心智衰退已快令他无法忍受。他一生从不信仰宗教，并曾经嘲笑信仰上帝的人。在一首给妻子克拉拉（Klara）的打油诗中，他这样写道：

　　但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临近。临终前的恐怖时光里，即使牧师也不能稍微减轻他的痛苦。在去世几周前，赫布·约克前往沃尔特·里德医院送上他最后的敬意。“约翰躺在一张有较高围栏的床上，那就像一张婴儿床，以防他从床上摔下来，另外也便于他自己起床，”约克回忆道，“我尝试讨论一些自认为能够吸引他、转移他注意力的技术话题，但他除了‘你好’之外，其他什么都没说。”冯·诺依曼的大脑逐渐失灵，癌症正在剥夺他最珍视的东西——意识。很快，他完全失忆。几周后，他的大脑就成了空白，没有意识，没有记忆，也不再说线日，约翰·冯·诺依曼去世。

　　他留下一部未完手稿《计算机与人脑》，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冯·诺依曼一直忙于此事。书稿的一份复印件给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图书馆，并得以保留至今。在这部著作里，冯·诺依曼比较了计算机与人类神经系统。他推论，未来有一天，计算机的表现将会远超人类神经系统。他将这种高级计算机称为“服务人类的人工机器人”。他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将会“思考”。

　　1957年10月4日下午6点，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陆军弹道导弹局（也叫“美国航天城”）内，军官俱乐部正在举行鸡尾酒会。在一群五角大楼军官陪同下，即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企业家尼尔·H.麦克尔罗伊（Neil H.McElry），刚刚搭乘军用飞机抵达这里。在军官俱乐部里，各种酒水美食随便享用。麦克尔罗伊正同德国著名火箭科学家、弹道导弹局研发负责人沃纳·冯·布劳恩（Braun）交谈着，新闻官戈登·哈里斯（Gordon Harris）突然冲进房间，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打断了聚会。

　　很快，苏联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斯巴特尼克”（Sputnik）发射成功的官方消息传来。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布了该卫星的技术信息和细节。苏联先于美国登上了太空，自珍珠港事件后，五角大楼还从未如此震惊和被动。

　　面对苏联展现的超凡科技能力，整个美国都陷入一片恐慌。艾森豪威尔试图弱化苏联人造卫星的影响，但结果适得其反，许多美国人因此认为总统在试图掩盖美国军力的弱点。苏联人造卫星虽然仅重184磅，但它是由洲际弹道导弹送上太空的。很快，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就可以携带诸如核弹等重得多的载荷，穿越半个地球打击美国境内的一切目标。

　　1957年12月20日，有人将关于苏联威胁的绝密分析《盖瑟报告》（Gaither Report）泄露给《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华盛顿邮报》写道，这份报告“描绘美国正处于史上最严重的危险之中，直接暴露在导弹林立的苏联直接威胁之下”。如果说苏联人造卫星引起了恐慌，那么《盖瑟报告》则让全国陷入了歇斯底里。

　　但《盖瑟报告》本身还有一个存有争议的幕后故事，并将在此后几十年里被列为机密。1957年春，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7个月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组织团队，弄清楚如何在全面核战争中保护美国人民。兰德公司合伙创始人、风险资本家H.罗恩·盖瑟（H.Rowan Gaither）被指定为这个新的总统研究委员会负责人。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北美防空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国防部长办公室、联邦民防署、武器系统工程工作组和中情局等部门官员，利弗莫尔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雷神、波音、洛克希德、休斯和兰德公司等防务承包商代表，以及壳牌石油、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贝尔电话、纽约人寿保险、大通曼哈顿银行等企业代表。

　　《盖瑟报告》被定为绝密文件，以“核时代的威慑与生存”为题，国防承包商、企业家和军事科学家们从中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核战争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护美国民众。作为替代方案，委员会建议总统将注意力集中在为美国建设更为庞大的核武库上。他们认为，最大威胁来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承担精确计算苏联导弹威胁任务的科学家是利弗莫尔实验室科技主管赫布·约克以及总统科技顾问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教授热罗姆·威斯纳（Ferome Wiesner）。

　　这是最关键的数据。苏联刚刚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成功试射首枚远程导弹，导弹航迹穿越西伯利亚，射程达到3000英里。为搞清苏联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多少枚洲际弹道导弹，约克和威斯纳于1957年夏在毗邻白宫的行政办公大楼里设立工作室，开始进行相关计算工作。

　　“这件事不仅现实而且紧迫，”约克后来回忆道，“我们尽量利用苏联火箭项目已知数据，将它们与我们能够获取到的苏联推进该项目所需的富余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最后得出结论，苏联能够在随后几年中生产数千枚洲际弹道导弹。”

　　像“幸运城堡”这样的核弹，如果投放到华盛顿特区，仅需一枚就足以毁灭整个东海岸。约克和威斯纳的分析表明，苏联想对美国发起上千次核打击。这一信息让人震惊，也足以让人警醒。很显然，如果苏联试图在短短几年内就生产上千枚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唯一的理性结论就是，苏联计划发起全面核战争。

　　多年之后，人们才得知约克和威斯纳向《盖瑟报告》提交的数据仅是粗略概算，并不准确。截至1957年夏，苏联仅制造4枚洲际弹道导弹，在“随后几年”，最终制造了100多枚。这个数字与约克和威斯纳的评估相去甚远。

　　“我们的估算大错特错，”30年后约克承认了错误，他辩解道，“原因很简单。关于苏联导弹项目，我知之甚少；关于苏联工业基础，我一无所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