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劳伦斯普莱斯30年攻坚、30年谋变。太湖水质从Ⅴ类提升到全湖Ⅲ类，恢复到良好标准用了30年。从“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启动到蓝藻围城，再到如今破圈成为国际大型湖泊营养化治理的标杆，太湖治理之路从来不是坦途。

　　1.9米是太湖的平均水深。相较于鄱阳湖、洞庭湖等其他大型湖泊，太湖属于浅水型湖泊，最深处不足4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与太湖已经打了半辈子交道。“就像水缸比较深，上下两层水交换会受阻，沉到湖底的污染物很难再翻上来。反之，盆浅，一经搅动，底层的污染物就翻上来了，环境容量小，污染物浓度高，自净能力也弱。”

　　太湖难治，难在水浅。因为水浅，阳光可射到湖底，给蓝藻提供了生长环境。“冬天太湖的温度基本在5℃—7℃，蓝藻停止分裂细胞和增殖的下限温度在5℃—6℃，正好处于临界值。有时候暖冬也对蓝藻造成影响。春天，生物量累积，呈指数型增长，最后在夏天暴发。”秦伯强告诉记者。

　　太湖难治，难在产业。依托水资源优势，结合城市集中、劳动力密集等特点，给太湖流域周边纺织、印染、机械制造等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太湖带来巨大环境压力。

　　太湖难治，还难在城市化程度高。以上海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的环太湖城市群人口密集，经济发展快、城市化程度高，使得太湖流域经济总量与人口聚集度稳居全国前列。2022年，太湖流域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8%，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9.8%。

　　在西太湖，工业化持续推进，纺织印染产业集聚，工业废水的无序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在东太湖，以传统围网螃蟹、鱼养殖为主的渔业模式不断沿太湖蔓延。久而久之，以传统农业、化工、渔业、纺织印染等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加剧了太湖的水体富营养化。

　　《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太湖流域总磷、总氮浓度污染严重。在21个国控监测点位中，劣Ⅴ类水质的点位占比达67%。多项数据显示，太湖周边的排污量远高于环境容量。

　　浅湖难治，更需深治。1995年，我国启动“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工程，国家层面先后部署专项治理行动，1998年实施的“零点行动”打响了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攻坚战，始终将太湖生态环境放在突出位置。然而，治理“进度条”却始终缓慢。

　　直至2007年5月底的一场大规模蓝藻暴发，改变了进程。当无锡大大小小超市货架上的矿泉水都被抢购一空，居民们在几天内尝到了“守着太湖却没水喝”的滋味。

　　“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要治理蓝藻，可以通过围湖种草的方式来净化太湖水质。”秦伯强告诉记者，“但那时，我们已走过几年弯路，证明了太湖的污染成因是相对复杂的，仅靠生态恢复，行不通。”

　　早在2002年，秦伯强就开始承担国家863项目，专注于太湖梅梁湾水源地水质改善技术。“我们走过了5年的弯路，尝试围湖种植挺水植物、沉水植物等，但是有的受风浪影响，根茎易折；有的受蓝藻影响，失去光照，效果都不理想，且造成蓝藻暴发的机理复杂。”秦伯强说。

　　于是，秦伯强团队得出一个结论：当环境极其恶劣时，急于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并不现实，应深度治理，先从控源截污着手。

　　由于平均水深较浅，稍有风浪，太湖的底泥就被搅动上来，氮、磷等营养物质也随之扩散。

　　“氮磷超标会造成蓝藻暴发性增殖。当蓝藻覆盖面积进一步扩大，水域的富营养化进一步加剧，将会引发‘生态锁喉’。因此，控制氮磷入湖十分关键。” 2008年9月，秦伯强完成了太湖湖体的氮磷污染控制计划立项。

　　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上。水体富营养化、发生蓝藻水华，其根本矛盾还是排污总量超过环境容量，必须首先减少入湖污染源。

　　从住家船搬到过渡房，再到住进安置房，小梅村村民梅桂友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太湖的水质也在变化。

　　梅桂友家里曾有一艘住家船、一艘船。那时，天不亮，他就和家里人拉起渔网，在湖水四溅中打捞起成群的鱼。

　　1998年，太湖乐园在湖州建成，高涨的人气让“太湖三鲜”成为往来游客的桌上必点菜。沿着太湖，湖鲜街逐渐兴盛，与此同时，大量的餐饮垃圾和油污在不知不觉间排进了太湖。

　　“只要游客一多，靠近餐船的太湖水面上，不仅漂浮着塑料饭盒、酒瓶子等垃圾，还泛着一层明晃晃的油污，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梅桂友回忆，“后来遇到蓝藻水华，船与船之间都看不到水，到处都是气味刺鼻的蓝藻，还夹杂着垃圾。”

　　2006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在调研太湖时强调：“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随后，湖州启动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处每年向太湖排放污水的餐饮集中点告别历史舞台。2007年9月，长达数百米的湖鲜街上，最后一条餐船被拆除。

　　但渔民上岸并非易事。“那时候，家里的老人都得在轻微摇晃的船上才能入睡。一下子要搬到岸上，难以接受。”梅桂友说。

　　一边是太湖环境日益恶化，一边是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住在太湖上，却难见清澈的太湖水，让渔民们犹豫不决。“村里人祖上都是从江苏那边过来的，捕捞许可证都是江苏的，湖州这边没有执法权，上岸程序就更复杂了。尽管如此，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很耐心地跟我们沟通，说可以解决，在浙江上岸，还可以分得安置房。”梅桂友告诉记者。

　　耐心协助办理各项手续，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小梅村的渔民最终决定为迫在眉睫的太湖治理作出自己的改变，搬到岸上。

　　2020年10月1日起，太湖进入为期十年的退捕禁捕期。至此，太湖渔民全部上岸，原本由住家船和渔船带来的污染得到解决，渔民们在湖州也安了家，成为小梅村村民。丢掉渔网和打捞工具，村民们在岸上有的当了村干部，有的开了餐馆，有的在宾馆酒店领一份薪水，日子都有了着落。

　　为斩断岸上的“病根”，近年来，无锡、苏州、湖州、上海等太湖周边城市不断查缺补漏，加强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同时，出台河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多项举措，坚持生活、工业、农业、湖体多源共治，太湖治理的面越来越广。

　　太湖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需要“外科手术”，更需要“内科调理”。长期以来，太湖底泥蓄积大量氮、磷及有机物，污染底泥释放的氮、磷成为蓝藻暴发的“营养库”。作为太湖清淤的“主战场”，无锡在蓝藻湖泛防控和生态清淤上下足了“绣花功夫”。

　　作为生态清淤智能化一体平台船，“太湖之星”配备了生态清淤、淤泥固化和尾水处理等功能。

　　“针对深浅不一的泥层，‘太湖之星’能通过监测氮磷指标、深度、浓度等，精准找出蓝藻密集的‘温床’区域，助力控制蓝藻暴发。”天津航道局太湖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张磊告诉记者。

　　如今，精准治太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领域。无人机航拍巡查重点湖区；风云三号卫星传回高分辨率影像；湖面浮标站记录水温变化……一系列举措，为太湖水质持续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产业规模扩张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太湖治理中的“沉疴”。太湖流域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周边聚集了无锡、苏州等工业重镇，密集的纺织、印染、化工等高耗水、高污染产业长期环绕湖体布局。

　　拥有20多公里太湖岸线的周铁镇，一度是江苏省的化工重镇。镇上化工企业数量曾达到300多家，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模式，让周铁镇深陷“低端锁定”的困境。

　　2007年太湖水危机，不仅是太湖治理的转折点，也是周铁镇转型的转折点。经专家团队研究论证，产业结构偏重偏化是太湖流域环境容量超载的重要原因。秦伯强提出了“先控源截污、后生态恢复”的治湖新主张，为重塑太湖周边产业结构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周铁镇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推进“去化”和综合治理等举措。周铁镇生态环境办许兰保告诉记者：“周铁镇的化工行业产值一度占全镇经济总量的2/3以上。随着太湖治理不断推进，周铁镇被纳入太湖一级保护区重点区域，陆续关停化工企业151家，并在2022年正式建成‘无化区’。”

　　经过多年努力，曾经沿湖而建的小化工、小作坊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总投资200亿元的大拈花湾、赫联智能智造科创园等新兴项目。周铁镇由“化工之乡”蝶变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腾笼换鸟”还给周铁镇带来生态红利。因企业腾退，近年来，周铁镇储备了可观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物、能源消耗等总量指标。2025年，周铁镇将富余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卖给其他园区镇街，生态价值“变现”超千万元。

　　发展理念和方式的重塑，不仅是简单的技术性路线选择，更拉开了科学治太的序幕。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曾经是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却也成为太湖蓝藻频发、水质恶化的主要推手。面对发展与保护的深刻矛盾，沿湖城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产业转型。

　　苏州、无锡、常州等市对重点行业企业开展调查，核实涉磷企业，推进规范化整治，关停“散乱污”企业，倒逼产业升级。

　　以无锡为例，2007年到2024年，无锡通过政策引导、差异化发展等方式，实现了从简单粗放到绿色集约的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2007年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地区生产总值达3858亿元，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其中制造业贡献突出，传统纺织、机械、化工与新兴电子信息、新材料并重。到了2024年，无锡市财政局数据显示，全市年营收超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增至7个，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现代产业集群企业在地方税收综合贡献税收达64%。据无锡市统计局数据，近年来，无锡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稳定。绿色低碳产业新格局不断完善，太湖无锡水域水质也在稳步提升。

　　自2007年以来，江苏围绕控磷降氮、控源截污，一边持续推进印染、化工和涉磷企业整治，倒逼落后产能腾退提升，另一边对流域的骨干河道和湖泊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治理进程稳步向前。

　　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江苏省太湖流域人口增加700万人，经济总量增长3.6倍。太湖流域以0.4%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近1/10的经济体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越发凸显。环太湖城市以产业的破与立，守住了生态红线，实现了发展跃迁，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生态治理与经济增长协同并进的鲜活样本。

　　曾几何时，太湖治理陷入了“九龙治水”的困境，沿湖各城市各自谋划，缺乏统一协调机制。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虽各自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但由于行政分割、标准不一、监测数据不共享，导致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碎片化管理模式使得污染物在流域内转移而非消除，太湖蓝藻仍频繁暴发，水质改善缓慢。

　　为此，国家层面一系列举措出台，推动太湖治理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织一张网”。

　　2008年5月，国务院批复《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正式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太湖流域的跨区域水环境治理工作。

　　2009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设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沿湖地区探索从“分灶吃饭”到“共治一湖水”。

　　2020年5月，生态环境部成立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将监管视野从“流域一盘棋”拓展至“河海一体化”。整合原环保督察与水利部门职能，通过强化蓝藻预警、跨区域执法协作（如长三角船舶污染联防）等举措，创新性实现“流域—海域”一体化监管。

　　30年间，思路在变，打法在调，不变的是向“协同”要力量的决心。曾经，太湖治理跨区域执法协调渠道不畅、污染源头追查受阻。通过多年摸索，各地各部门加强构建协同共治机制，逐渐形成突破行政壁垒的强大合力。

　　乔溇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站就是“协同”的成效之一。每周，湖州生态警长徐建根会与来自江苏苏州的生态警长顾春江开展跨省联勤，交换近期双方排摸到的违法线索。

　　“2020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处非法处置废甲酯油的作坊。随即专案组成立并开展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从安徽滁州、宣城，江苏盐城等地的非法有机玻璃加工作坊收购废甲酯油，经简单处置，几经转卖至安徽各地沥青搅拌站，最终被作为‘燃料油’使用，在焚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徐建根告诉记者，“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一条长期盘踞在长三角一带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利益链被成功斩断。”

　　两省交界地区一直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薄弱地带。徐建根告诉记者：“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交界地带人多、企业多，管理起来很难。有些犯罪嫌疑人常常准备两个省的营业执照应对检查。打击生态环境领域相关犯罪，取证很难。跨区域执法，常常面临证据链不足的情况。”

　　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两地带来启发。随后，苏州吴江区与湖州吴兴区签订《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备忘录》，双方承诺在两省交界纵向延伸1公里范围内设置交叉联合执法区域。2021年9月，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在乔溇村建立了乔溇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站。

　　通过生态警务联勤共治机制，两地实现了联合入驻、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破解了多部门分头管、办事流程复杂、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

　　近年来，跨界合作、协同治理成为太湖治理的重要举措。生态警务的电脑屏幕可以跨越省界互联，湖长的巡查船也能驶过行政边界，太湖治理“死角”被逐一消除。

　　2018年，浙江和江苏正式建立太湖湖长协商协作机制。通过协作会议、联合巡湖、专题协商等形式，为两省统筹推进太湖流域的综治、管理和保护提供了高层次议事协调平台。

　　2020年，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与水利部太湖局签订《太湖流域跨省河湖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在信息通报、会商研判、应对处置、执法检查、协作交流等方面提出新的合作框架。

　　2024年，苏州、湖州、无锡、常州四地水上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太湖水域开展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环节联合整治行动，全水域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从各自为战的“九龙治水”，到握指成拳的“流域共治”，三十年治太之路印证了：守护绿水青山没有行政编码，生态文明建设曾经蓝藻围城的阵痛，如今被“稳定达Ⅲ”的碧波抚平。而比水质改善更珍贵的，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份高密度城市群区域浅水湖泊治理的中国方案。

　　水深约41米的日本琵琶湖，通过40年治理才达Ⅲ类标准，但流域经济增速仅为太湖的1/3；水深约19米的北美洲伊利湖仍受农业面源污染困扰，其磷减排效率仍低于太湖；而水深3米左右的匈牙利巴拉顿湖虽与太湖深度相似，却因缺乏工业污染控制经验，治理周期不断拉长。

　　太湖治理的突破性在于，通过30年，验证了超浅水型、超负荷湖泊在流域经济总量增长、人口增加的背景下，能够实现水质改善。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太湖治理的新号角已经吹响，新的篇章还将在期待中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