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江山起点习指出：“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悠久传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积淀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认识更加深刻，海洋文化也成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也有利于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动力、提供文化支撑。

　　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从未中断、延续至今，形成了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渔盐之利”就成为齐国等诸侯国的富国之本。秦汉时期，工具更加先进，船舶设备逐步完善，耕海牧渔已成为中国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此后，海洋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重要对外贸易渠道。瓷器、茶叶等中华物产通过海路流向各国，逐渐成为中国外销的大宗商品。沿海贸易港、实现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也相应有所变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向海上转移。海洋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资源，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历史见证。

　　激发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耕海牧渔的生产生活、连通世界的贸易往来，不仅让中国古人留下许多依海而立的历史踪迹，而且推动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贸易制度等领域不断创新发展。比如，在造船技术上，古代中国就有“榫合钉接”这样领先世界的发明，能够提高船体的抗风浪强度和船体构件间的稳固度，大大提升船舶的远航能力。远洋航海除了借助罗盘，还配合使用过洋牵星术，即通过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航行方向和所处纬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程度。历代封建王朝均注重管理海外贸易，创造了以市舶司制度为代表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体系。市舶司负责管理进出港口船舶及其货物，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鼓励外商来华贸易，代表政府迎送往来外国使者，展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制度文明。依海而立的海洋文化不断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增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海外贸易的繁荣为不同民族人口迁徙聚居、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唐宋以降，海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泉州、广州等繁荣的海港城市。这些海港城市“蕃舶凑集”“宝货丛聚”，能够为人们提供丰厚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了不同民族、讲着南腔北调的人们移居。他们凭海而聚，在海洋经济的各个环节扎下自己生存的根基，逐渐形成了相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气韵，对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比如，妈祖文化就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纽带。凭海而聚的海洋文化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其中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形成了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海洋是中华文明蓬勃兴盛的重要基础。以海为媒，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以开放包容为底色的海洋文化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海外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同东南亚、西亚乃至北非地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空前拓展。以外商云集的海港城市为起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异域文化也传播到中国，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自身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海而兴的文明发展历程塑造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基因。

　　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究和实生物，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其所承载的“和”文化至今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平也是开展海外贸易，从而通舟楫之便、致天下之利的重要前提。“和”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之中。比如，和气生财历来都是中国人通商贸易的商业准则。又如，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不是为了像西方国家那样侵略殖民，也没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是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播撒下和平与友谊的种子，促进中外贸易融通和文化交流。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民族倚海而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